2月27日,人民大会堂。在中共中央、国务院隆重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一位精神矍铄的老教授格外引人注目。党和国家领导人同获奖代表合影时,胡锦涛总书记握着他的手,亲切地询问:“您老高寿啊?”。他,就是中文速记的创始人、享有中国“速记泰斗”称誉,今年已经92岁高龄的老科学家唐亚伟先生。在为我国的速记事业拼搏了70余年后,他以“亚伟中文速录机技术与装置”荣膺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其实,在此次殊荣之前,亚伟速录技术还取得了市级最高科技奖和专业技术领域的最高荣誉。2005年5月,在北京科学技术大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向唐亚伟教授颁发了“北京市科学技术一等奖”荣誉证书;2006年11月,在首届钱伟长中文信息处理科学技术颁奖大会上,唐亚伟教授获得一等奖。此外,作为我国速记界的权威专家,国际速联授予了唐亚伟教授终身成就奖,在国际速记界唐亚伟教授成为该荣誉的的唯一获得者。
提起中文速记,人们已不陌生,而上世纪30年代发明中文速记的,正是唐亚伟。此次获奖的“亚伟速录”,简单说就是进行实时语言信息采集的关键技术,它采用专用键盘和专用软件对语言信息同步记录并转化为文字,是中文信息处理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是实现信息化的基础。
中国速记发展史上的两大步,都是由他跨越的。
年轻时的唐亚伟
1、旧书店里一本《传音快字》,决定了“亚伟速记”的诞生
老一代速记工作者还清楚地记得,在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毛泽东主席接见文艺工作者时,摄影记者拍摄的灯光十分耀眼,使紧张的速记人员更加着急了,毛主席见此情景,停下讲话对记者们说:“请你们靠后一些,不要影响速记人员的工作。” 有一次,周恩来总理接见外宾,服务员把速记人员的座位安排在门口。距离远,速记员听不清讲话,被总理察觉后,立即把速记者请过来,坐在他的身后。从那以后,速记和翻译坐在宾主后边,成了外事活动的固定格式。周恩来多次指示:“新闻工作者和翻译人员要学会速记。”曾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冀朝铸,在 50 年代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发奋学习速记,成了当时我国速记速度最快的速记员。
那时,没有人想到,旧书店里一本不起眼的小书《传音快字》,决定了“亚伟速记”的诞生。
唐亚伟原名唐恭汉,生于1915 年,湖南衡山人。工人家庭出身的他,自幼家境贫寒,但他天资聪慧、勤奋好学,不仅学业优良,而且还写得一手好字,曾被推荐给当时的江西省“安息日会”会长当书记。由于职业的关系,使他对文字的书写方法萌生了兴趣。就在这时,他在南昌旧书摊上看到一本我国最早的关于速记的书《传音快字》(蔡锡勇著)。就是这本不起眼的小书,给他很大启发,从此他选择了终生的事业,决定了一生孜孜以求矢志不渝的目标――为中国速记学献身。
唐亚伟在研读这本书时发现,蔡锡勇的中国速记符号以英国速记体系为基础,根据毛笔的粗细笔道来记录。但当时科技的发展,中国已经出现水笔,书写方式发生了很大改变。唐亚伟又找到了英文的“皮特曼速记”和“葛瑞格速记”进行比较和研究,希望总结一种适合中国人的速记方法。由于每天都要记录校长口述的大批公文、信件,唐亚伟试着用一些简单的符号来代表文字,书写速度果然快了很多。于是,他结合汉语的结构、读音、语法学、词汇学原理,同时吸收国际速记学原理,终于在1934年,创造出“流线体中文速记音符总表”和“字符略法表”。
这项发明在当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开中文速记之先河。提起这段往事,唐老依然兴致勃勃。他说:“实践出真知。我们祖先在有文字之前不是就懂得了用绳子打结记事了吗?那应该说是最古老的文字符号。后来又有了仓颉造字。其实那么多汉字绝不可能是仓颉一个人坐在屋里闭门造车想出来的,肯定是古代人在劳动实践中创作产生出来的。仓颉做了一些加工整理工作。速记的产生,也来源于工作实践。” 他坚持把学科的创立定位在对劳动实践的加工整理上,其中的艰辛、甘苦溶在了他曲折的经历中。1938年,他正式出版了《规格化亚伟中文速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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