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记秘书必须知道的中文速录概况

    作我国早期的速录方式中，有根据广东话、福建话的发言制定的，但是我国方言区域多，为每一地区设计一种速录方案，那是不可能的，也没有这个必要。所以我对于讲话者的方言口语（当然是我所熟悉的）速录时往往就直接写成书面语符，比如上海人把“我们”说成“我伲”，“游玩”说成“白相”，我就直接用符号写成 “我们”、“游玩”。如果按原来的方言口语写，就会因为这个不习用的符号在头脑里反应思索过程而放慢了记录速度。

    某些北方口语词，为其他地区所不熟悉的，也只能写成书面词速符。如“压根儿”，书面语是“绝对、根本、完全”的意思，文学作品中出现这个词，北京地区以外的读者也不一定立即就能理解。也还有北方口语中大量的儿化韵尾，速录时为求简洁，往往不记，在整理成文时，再根据语意写出，记录文学作品就不行。

    当然，这种记录的内容仍限于一般性质的，如果为了讲话者的特殊身份（往往是大人物）记录稿必须保持他的语言特点（如毛泽东的湖南腔、陈毅的四川话），则由于速录者经常是身边的工作人员，熟悉他们的口语习惯，这个困难可能不大。某些专家学者讲话带有浓重的方言，但比起文学作品中的生活口语容易理解。五十年代，我曾给周谷城教授速录过多次学术讲演，他的湖南口音听起来很吃力，但是由于讲演的内容是文史哲一类，很多专业名词可以理解，速录时的困难也不大。

    当然外国也有方言问题，比如标准的东京话与北海道人讲的日语就有差别，莫斯科人与西伯利亚人讲俄语也不尽相同，但那只是口音上轻重缓急的不同，不像中国某些地区方言，简直到了根本听不懂的地步。

    我们知道，提高速录的记录速度，必须使用大量的缩略语符，而文学作品中的方言语词，却不可能在事先制定略符，因此中文速录记录口述文艺作品就比西方国家的拼音文字要困难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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