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记秘书必须知道的中文速录概况

    由于汉字是表意文字，使用速录比较适合于时事政治或一般社会科学内容的记录，这类性质的演讲，记录下的口语与所构成的书面文字容易一致，而纯粹口语化的文学作品（如小说）使用速录记述就要困难得多。这就是为什么速录教学单位对高年级同学锻炼速度（包括一些速录比赛）选用的朗读材料基本上都是时政类文件的缘故。而拼音文字（一字一音语文一致）则没有如汉字（绝大多数是同音字）那样有口语与书面文字的差别（这种差别有时甚至还很大）。

    五十年代初期，我曾就此请教过著名作家巴金、翻译家姜椿芳，以及上海文联研究室的同志，他们表示除了上述原因外，还有一个作家写作习惯与利用速录密切合作的困难，因为一部小说不可能“一气呵成”，写作中，作家有时沉思，有时则文思泉涌，有时需要参照前文重新修改，有时要对某一语词反复推敲，这些情况都是在边写边改中出现的，如果利用速录口述写作只有待速录员整理成文字后，作家才能考虑如何修改的问题，这时原来的文思灵感也许已经消失了。

    利用速录翻译文学作品同样有很大的困难。六十年代前后曾经长期担任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长的姜椿芳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学者。解放初期，他在主持上海 “时代出版社”工作期间，曾经选了一篇俄文小说口述译文由我速录，这是一次失败的试验。这里除了前面所讲的原因外，还由于俄语的语法结构与汉语有很大的不同，文学作品则更加复杂、口译的欧化文字应在汉语中如何写成符号表现，增加了速录的难度。

    写至此，想起晚清著名学者林纾译书的事。林不懂外语，他是请别人口译原文，由他记录整理润色而成。从翻译小仲马的《茶花女轶事》开始，他先后译过英、美、法、德、俄、日等十余个国家作家的名著一百余种。现在我们不了解当时林氏译书的具体情况，估计是根据口译者所述，然后再用文言写成大意，这当是“意译”而不是“直译”。但若由此得出一点启发：“如果一个擅长速录而不懂外文的人，能够跟那些精通外语而又没有时间专门从事翻译工作的人通力协作，不是也能作出象林纾那样的贡献吗？”（金礼林《速录技能概论》）可是从我上面所举的实例看，想象中的事实际并不一定能做好。

    再如某些文学作品使用较多的方言语词（有的还因此成为某一作家作品的特色，例如老舍作品中的“京味”），这也使利用速录写作成为困难。荣获斯大林文学奖，以描写东北解放区土改为中心内容的著名长篇小说《暴风骤雨》使用了大量的东北方言，我曾给某某文学评论家在评介此书讲演时担任速录，他在引述原书东北方言文句时，我的记录速度就大为放慢，因为那些听起来拗口而又不熟悉的方言，使我无法立即反映出符号。在晚清的近代文学作品中曾经出现过用纯粹的苏州方言写的小说（如《海上花列传》、《九尾龟》），“吴侬软语”听起来固然悦耳，可是写成文字阅读却未必“顺眼”。写成符号当然更难认译。何况我国各地方言中，还有许多语言是无法用（普通话读音）速符表现的，如果用近似普通话读音写出，势必更增译认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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