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他们都用的是亚伟速记。说到往昔的情况,唐亚伟十分勉怀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对亚伟速记的关注和支持。就是在“五七”干校的日子里,唐亚伟教授的脑子里也全都是速记。他认为手写速记太累了,总想用打字的方法代替手写,以提高准确率,降低劳动强度。他利用一切时间琢磨、研究,终于构思形成了一套方案。与此同时,唐亚伟还创造了“汉字快速记录法”,继续着他不倦的追求。
79岁实现周总理遗愿 拥有了自己的速录机
进入九十年代以后,计算机开始进入国内。自从了解了电脑以后,年过古稀的唐亚伟便有了新想法——如何把速记和电脑结合,把最复杂、最繁杂的工作交给电脑。然而,对于一位对电脑一窍不通的老人而言,这个难度是可想而知。
唐亚伟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速记能不能按照拼音完全打出来。当时,他创造性地设计了一个输入方案,利用标准键盘一键一击,一只手打声母、另一只手打韵母。由于汉字基本都是声韵结合的,两只手正好声、韵分工。按照这个设想,每分钟应该能够输入200字。但是,这样一来两只手太忙了。不过,唐亚伟发现,汉语里面双音词最多,怎样利用这种双音词的特色,开发便捷快速的电脑速记方法?
终于,他从钢琴演奏上受到启发,既然弹钢琴可以一只手弹主旋律,另一只手弹和弦,甚至可以交叉弹奏,那么电脑速记完全也可以采用双手同时敲击键盘输入的方法。因为两只手同时敲击键盘,记录的速度自然能够明显提高。
1993年,78岁高龄的唐亚伟拿出了一套完整的电脑速记编码方案和速录键盘设计。直到1994年,经过了几百个日夜,中国第一台速录机在北京展览馆亮相。
中文速录机的发明不仅实现了中文电脑速记零的突破,而且实现了周总理的遗愿。
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时带了两名速记员。周恩来总理也带了两个速记员,一位叫廉正保,一位叫胡凤仙。时任外交部速记员、原外交部档案馆馆长廉正保同志回忆说,周总理看到基辛格带来的速记人员使用的速录机而不是手写记录,就对廉正保说:“我们也要研究自己的速录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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